雄县中学升学率_雄县中学高考状元

近年来，学校先后被授予省级“安全文明校园”、“省级会考优秀考点”、“体育卫生先进单位”及市级“规范化学校”、“保定市名校”、“高考进步单位”、“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进步单位”、“德育示范校”、“艺术十佳学校”、“卫生先进单位”、“规范化考点”等荣誉称号。2006年1月学校通过省级示范性高中验收，9月，又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被保定市教育局授予“培养拔尖优秀高中毕业生先进单位”称号。

从完成“四五六高考”目标之后，高考不断飞跃，已经接受了省市内雄县中学、保定一中、正定中学等多所老牌名校的参观学习。

科举考试在从隋初至清末的1300年间承担了选拔官员的主要职能，?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硕辅亦多发迹于斯?。因此苏州士子的科举竞争力，直接决定苏州人才参政的程度。衡量一个地区的科举竞争力，进士人数自然是首选的数量指标。同时，一甲进士尤其是状元的人数，也是竞争力的重要质量指标。

历代苏州府县志辟有《科第表》或《选举》专篇记载进士。不过，即使是关于距今较近的明清时代进士，志书的记载也存在明显的讹误，遑论因距今较远而缺乏足够辅证资料的隋唐宋元时代进士。总体而言，明清进士资料的信度要高于唐宋元进士资料。

从进士总量来看，苏州地区在隋代仅只产生1人，唐代65人（不限进士科），两宋633人（不包括特奏名、博学鸿词等科），元代6人，明代894人（以著籍地统计），清代836人（含太仓直隶州）。从进士功名等级来看，苏州地区在唐代产生了9个状元（进士科），南宋4个状元（含1个特奏名，不含3个武状元），明代7个状元（不含1个武状元），清代29个状元（不含1个武状元）。

首先，从纵向比较来看，从唐至清各代的进士科录取难度各不相同，因此在评估苏州士子角逐进士功名的表现时，有必要予以综合考虑。唐代包括进士科、明经科、秀才科在内，每科录取38人；宋代每科各类科目录取932人；元代为75人；明代为276人；清代为239人。而苏州士子平均每榜能够成功跻身进士的人数，在唐代是0. 24人，宋代是5. 36人，元代是0. 38人，明代是10. 04人，清代是7.46人。

如果将后一个数据占前一个数据的比重视作竞争力的体现，那么苏州士子从唐至清的科举竞争力，依次是0. 0063、0. 0058、0. 0051、0.0364、0. 0312。这组数据提示我们，与唐宋元时期相比，明清时代苏州士子科举竞争力提升了数倍。

其次，就横向比较而论。

范金民曾对明清两代江南各府进士人数进行过统计，整体而言，明清两代苏州士子竞逐进士功名的竞争力，的确在江南地区首屈一指，以较大幅度的优势领先于常州府和杭州府。同时需要认识的是，从明到清，苏州士子的科举竞争优势在江南地区实际是降低的，松江府、江宁府也是如此。此消彼长，科举竞争力在清代反超苏州府的是杭州府，上升态势比较明显的还有湖州府。尽管如此，苏州士子一直牢牢占据江南八府科举竞争力的第一梯队位置。

再者，作为衡量科举竞争力的两个指标，明代苏州进士总量和相对比例都要高过清代，但清代苏州的状元数却足足比明代多了21个，因此看似出现了这样一种反差，即在总量和比例都减少的同时，却出现了苏州状元诞生的高峰。明清苏州进士总量和状元人数在统计意义上呈现出的?负相关联系?，启示我们认识到科举竞争力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孤立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具有联系的过程。

这种?反差?实际并不真实存在。虽然就整体而言，清代进士总数少于明代总数，但自清初直至乾隆年间，包括苏州在内的江南进士占全国进士的比例，正处于整个科举时代的最高峰。因此，总量占优于前，状元辈出于后，恰恰证实苏州士子科举竞争优势经历了一个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另一方面，质量优势的产生和维持都需要建立在数量优势的基础之上。

根据范金民的统计，江南进士总量是从16世纪后半叶开始，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稳步上升之后，在18世纪前后的半个世纪达到历史最高峰，随之从19世纪开始持续下滑至最低点。苏州士子科举竞争力的兴衰正与此过程相始终和大体一致。清代苏州29个状元在各朝的分布极不均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总计诞生了19位苏州状元，与19世纪总计出现8位状元相比较，17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的150年是苏州状元辈出的高峰期。

最后，苏州士子科举竞争力在地域和阶层分布方面也体现出明显的不均衡，进士在明清时代越来越集中在吴县、长洲县以及常熟县的少数名门望族，这也与整个江南地区进士分布向附郭县簪缨世家集中的趋势保持一致。

明代苏州府各县进士人数以吴县、长洲、常熟、昆山为多，介乎170?200人之间，太仓州、吴江也突破100人，嘉定县有70余人，最末的崇明只有4人。而到了清代，附郭的吴县、长洲、元和县已经和明代紧随己后的常熟县拉开将近一倍的距离，至于昆山县，本为明代江南进士人数榜上排名第5的雄县，到了清代已经被钱塘、仁和、归安等赶超，从此不能跻身江南进士人数最多的10县榜单。

明清苏州归氏、吴江叶氏、常熟瞿氏、翁氏和钱氏、昆山徐氏、长洲彭氏、太仓王氏、吴县吴氏和潘氏，都是甲科连绵的科举世家，苏州进士往往集中在这些拥有超强科举竞争能力的巨姓大族，祖孙、父子、叔侄、兄弟鼎甲亦在在有之。

譬如明代太仓王氏，王锡爵及其子衡顺为父子榜眼，其弟鼎爵亦为会试第五；又如长洲彭氏一门，自彭珑在顺治十六年考中进士之后，其子彭定求为康熙十五年状元，其侄彭宁求为康熙二十一年探花，彭定求之孙彭启丰亦于雍正五年夺魁，更为令人称奇的是，彭启丰的子孙中又出现了8位进士。有清一代，长洲彭氏先后拥有2个状元、1个探花、14个进士。

苏州科举事业的兴衰，不仅折射了江南地区科举变迁的历史，也是借以观察选举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互动关系的上佳样本。如前所述，苏州科举在经历了隋唐宋元时期的稳步发展之后，于明清两代进入高速发展期，直至康雍乾时期达到鼎盛，此后逐渐步入衰退期，直至清末科举制度终结。那么，明清苏州士子是凭借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超强竞争力的呢？

首先，充沛的考生生源和稳定的经费保障是科举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苏州在明清时代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工商业经济中心，这种中心地位吸引大批人口集聚苏州，为科举考试持续提供稳定和庞大的考生生源。更为关键的是，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不仅培育了实力雄厚的富庶世家，更使力田起家的庶民小户也有机会受益于经济发展带来的致富机会，从而获得培养子弟应考所需的财力。

苏州人口密集，教育发达，考生生源量多质优。宋代兴学以降，科举考生的主要来源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学的学生，由于国子监生主要出自地方官学，因此府州县学的学生规模大致可以反映该地科举考生生源情况。明代中期苏州名士文徵明曾提及，正德后期?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

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根据万历时期南京国子监祭酒郭正域的观察，虽然府州县学的学生人数均为额定，但各地差异很大，?今天下府、州、县学，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者至七八百人。至若二三百人而下，则下县穷乡矣?。由此可见，明代苏州已然是科举考生生源大户了。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数据来验证，明代共有178位进士本贯苏州但占籍外地中式。这批为数可观的寄籍进士，可说是苏州科举生源质量的另一种表征。